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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更广阔的文化视角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方法可被视为一句自古便镌刻于古希腊最神圣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的神谕铭文的哲学表达：“凡事勿过”（Μηδὲν ἄγαν）。后来，在罗马时代，诗人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前8年）在其《颂歌集》（Carmina）中采纳了这一原则，并将“黄金中道”（aurea mediocritas）发展为社会与经济层面的理想（在这一意义上，该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小康”观念）：

　　我举个例子：我们是以亚里士多德对勇气的定义开启这场讨论的，所以不妨来看看，在特定情境下，究竟什么才是正确且勇敢的做法。假设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撞见这么一幕：一个强壮的年轻小伙子——看着像是个刚出健身房的运动健将——被一个上了年纪的醉汉纠缠。我该怎么办？是该插手去怼那个醉汉，还是直接路过？显然，那年轻小伙子完全有能力自己甩掉那个醉汉，所以我如果硬要插手，纯粹是给这事儿添乱，这反倒构成了一种“极端”。反观一下，如果我遇到的情况是那个醉汉开始纠缠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那么为了保护她而挺身而出就是正确的做法，这才构成了所谓的“中道”；而这时候如果选择袖手旁观，那就是怯懦的极端表现了。

　　由此可见，国际法的概念已变得微不足道，沦为一声微弱而忧郁的回响，尽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抗议西方暴行，但往往徒劳无功。国际法及其所建立的秩序，从来都不是世界上主权国家（无论其影响力大小）理想化规划和理性实施的结果；相反，它始终是权力平衡的产物：必须至少存在两个大国，他们无法通过武力战胜对方，也都意识到这一事实；因此，它们试图通过一套成文规则——国际法——来规范和平衡彼此的关系，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有时，我不禁会想，欧洲是否因为自身的腐朽而叹息，或者仅仅是出于无聊——是否已经厌倦了生存，并在某种潜意识里渴望消亡。所有关于“俄罗斯人兵临城下”的言论和狂热宣传，据称计划在2027年、2030年或更晚的某个时候征服欧洲，都带有一种反常的兴奋感——仿佛热切地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20世纪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Καβάφης；1863-1933）的诗作《等待野蛮人》。诗中描绘了一座虚构的罗马晚期城市，城中居民似乎同样厌倦了生活，世世代代流传着蛮族即将到来并洗劫城市的谣言；然而，有一天，消息传来，实际上并没有野蛮人：

　　人们很难不注意到，无论近年来美国的行动在地理上有多遥远，其目标似乎总是针对中国。特朗普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并随后将该国变成附庸国，部分理由是为了阻止或至少控制石油流向中国。甚至去年美国对格陵兰岛的领土要求，在言辞上也是以臆想的“中国威胁”（顺便还加上了“俄罗斯威胁”）来证明其正当性的。控制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并切断其与欧亚大陆西部的联系，无疑是当前对伊朗战争的动机之一——尽管这场侵略背后的全部目的更为复杂，至少有三个层面（宗教、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和两个煽动者：以色列和美国，它们的最终目标可能并不总是一致。

　　在这一点上，我斗胆提出一个假设性的判断，且衷心希望它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如果伊朗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或在未来某场战争中陷落，那么可以合理预期，美国可能会在随后的若干年中，试图通过某种‘’的方式，或其他手段，将中亚诸国（或许还包括蒙古）纳入其控制之下，或使其转而对中国和俄罗斯抱持敌对立场。这种过程，或许会以某种‘中亚版北约’的形式出现，亦或是通过类似利比亚或叙利亚那样的动荡与失序加以实现。当前，中亚处于中国、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地缘政治三角地带。倘若这个三角地带的一角被移除，那么……”

　　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行为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这已不再是披着虚伪遮羞布的秘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能；如果无人回应，那就意味着他们无能为力，给我的信号是，我应该更加咄咄逼人。与冷战时期不同，克制不再被视为善意的象征或妥协的邀请；相反，它只会进一步激怒霸凌者。几个月前，我听了一场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的采访。在讨论俄乌战争的现状时，他指出，任何行动都伴随风险；然而，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不采取行动的风险大于采取任何行动的风险。

　　这让我想起了刘慈欣的科幻三部曲《三体》（又名《地球往事》）第三部《死神永生》中的一个场景。根据宇宙中较为悲观的“黑暗森林”理论——该理论认为，暴露一个文明的存在会自动招致其他文明的毁灭，以防范潜在威胁——人类为了威慑三体人入侵，设立了“执剑人”这一职位。一个被选中的人肩负着这样的责任：一旦探测到来自三体星的入侵企图，就要决定是否“按下按钮”，从而向全宇宙广播三体星的坐标——间接地也包括地球的坐标——这可能会引发相互毁灭。

　　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比喻来说明（在我看来）典型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无法与文明上的“他者”和解，我的思绪转向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创世故事，如其经文《本达希申》（Bundahišn）中所述。你看，这个古老的伊朗宗教通常被称为二元论，因为与其他宗教传统不同，它假定存在两个非受造的形而上学原则：善者——阿胡拉·马兹达，或奥尔马兹德（中古波斯语）——“智慧之主”，即“上帝”，以及恶者——安格拉·曼纽或阿里曼（中古波斯语）——“破坏之心识”，即“魔鬼”。

　　然而，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种不对称的二元论，因为全知的阿胡拉·马兹达从永恒起就知道阿里曼的存在。然而，反之并非如此——阿里曼并不知道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存在任何东西。因此，在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世界的行为中，阿里曼第一次意识到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存在别的东西，他本能地试图摧毁这个“他者”，毁灭阿胡拉·马兹达新创造的世界。这个故事的伦理基础非常重要：即，它将恶的本质特征定义为作恶者无法接受任何与自身不同的事物的存在。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表现得就像阿里曼。拒绝正视这一点，最终将给每个非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些读者可能会问：“这个对着美国大放厥词的糊涂老外是谁？他肯定有什么个人恩怨。”他们说得没错。我确实有个人恩怨——因为我的祖国，我出生时的南斯拉夫，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美国制造了一个黑洞，将我无忧无虑、以祖国为荣的童年记忆吞噬，如梦一般虚无；而那些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生的人遭受了接连不断的羞辱，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羞辱，也就是说，他们将耻辱等同于常态……

　　事实上，我遇到过不少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很好、很善良的人），他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态度，让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末南斯拉夫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态度，一句话总结就是：“羔羊爱上狼。”毋庸置疑，大多数这类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后来都为他们幼稚的行为感到无比后悔，但为时已晚……他们成了西方精心炮制的、被简化为战略性武器的“传教叙事”的受害者，正如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1922-2006）在他1995年的著作《西方：西方主义现象》（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中清晰分析的那样——这本书在方法和风格上，尽管范围更广，让我想起了《美国反对美国》中的一段描述：从意识形态上看，这被描绘成西方一项人道、无私和解放的使命，西方将自己标榜为文明的巅峰和所有美德的化身。

　　“‘我们是自由、富有和幸福的’——西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向那些被西方化的人灌输——‘我们也想帮助你们变得自由、富有和幸福。’但西方化的真正本质与这毫无共同之处。其目标是将预定的受害者带入一种状态，使他们丧失独立发展的能力……这并不排除被西方化国家的自愿性，甚至可能包含对这条道路的热切愿望。西方积极鼓励的这种行为，以便目标受害者心甘情愿地爬进它的魔爪，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心存感激……”（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Запад: феномен западнизма，第224页）

　　我知道，面对一个你认识的人最终想要你不复存在的现实，在心理上是难以承受的。我们很容易地将这种说法抛诸脑后，认为这是妄想，但任何心理应对机制都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1992年，诺姆·乔姆斯基出版了一本名为《山姆大叔真正想要什么》（What Uncle Sam Really Wants）的书。如果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对这本书标题中隐含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山姆大叔确实想要中国的终结（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实体），毫无妥协的余地。

　　然而，事与愿违：中国没有按预定的剧本行事，最终被“注意到了”。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确定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左右——当时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电力消耗超过了美国（反映了其工业产出的绝对优势），而在此之前，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还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困境——这是美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的恩惠。第二年，奥巴马总统公开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从那时起，美国似乎终于下定决心，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就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复存在一样。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使用关于两只狗的故事——一只是沙尔山犬（Šarplaninac），一种来自马其顿和邻近巴尔干国家的性格高贵、神态威严的牧羊犬，另一只是美国品种比特犬。那些目睹过这两只狗打架的人声称，通常情况下，最终占上风的是比特犬。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沙尔山犬体型稍大，因此应该更强壮，但秘密在于比特犬那种狂热的执着。也就是说，当它们交锋时，一旦比特犬咬住对手，它的下颚就永远不会松开；另一方面，沙尔山犬如果第一次成功甩掉比特犬，就会置之不理，继续走自己的路；而恰恰就在那时，比特犬发动第二次攻击，如果再次被甩掉，就发动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攻击……直到沙尔山犬最终因精疲力竭而屈服。

　　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切都成为了现实——尽管花了不止五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意图执行的第二十五年。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华盛顿有很多机会与这些国家达成协议，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甚至一度愿意屈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例如，2003年卡扎菲总统领导下的利比亚。但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尽管人们可能会怀疑，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不同，这些中东国家的解体是否更多地与以色列的利益有关，而不是纯粹的美国利益。

　　我又从何知道这些的呢？从历史经验，来自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悲惨经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下，苏联和俄罗斯确实做了上述“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自愿向西方和美国屈服。结果，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景象令人十分沮丧：破败不堪、治安堪忧；绝望的少女将她们的贞操出卖给丑陋的西方老游客；大学教授为了生存，在跳蚤市场兜售家里的家具；而街角挤满了乞丐，他们不乞讨钱财，而是讨酒，用颤抖的、饱经风霜的手紧握着金属杯子。当这一切发生时，俄罗斯几乎每个人——从最贫穷的酒鬼到叶利钦本人——都真心爱上了西方，并将美国奉若神明。

　　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我将讲述1992年的一件事——记录在前俄罗斯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1929-2015）的回忆录中——当时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Андрей Козырев）在美国访问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会谈中，科济列夫问尼克松：“请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利益应该是什么？”尼克松本人对这个请求感到震惊，并回应科济列夫说，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盲目追随美国将是一个错误。

　　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也是其改革政策的设计师之一（也是著名导演卡伦·沙赫纳扎罗夫的父亲）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Георгий Шахназаров；1924–2001）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次采访中承认，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误以为与西方冲突的唯一原因是意识形态分歧，并认为只要自身意识形态向更自由的方向转变（同时期望对方也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两种制度可以逐步趋同，然后大家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现在输了，”他说，“这完全是我们的错，我们的悲剧；结果，唉，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便消失了。”

　　《怎么办？》（俄语：Что делать?；1863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这部小说，据说最初激起了俄国人的思想狂热，促使他们为祖国的变革而苦苦求索，并最终导致1917年革命的爆发。如今，随着美国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最终意图已然暴露无遗，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标题中的问题听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无论是战略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耐力，似乎都已所剩无几。

　　想象一下，现在是16世纪，你是一个生活在亚洲某地的民族。突然，你得知一支装备着火器的殖民者军队正逼近，一心想要征服你们。按照你们民族的传统习俗，战争唯一正当的方式是双方英雄手持刀剑、目光交锋，遵循神圣的骑士精神准则。这时的你面临一个选择：是像往常一样遵循古老的传统，还是尝试掌握对手使用的新型火器技术。如果你选择前者，你会英勇牺牲，光荣地失败——你的家园被焚毁，你的妻女惨遭蹂躏，幸存的儿子们被迫在你故土的种植园里做奴隶。如果你选择后者，你至少有相当大的机会成功保卫你的家人和族人，并阻止任何进一步的征服企图，尽管这意味着要效仿对手的战术和方法。

　　这就好比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舰队闯入后，日本的所作所为。不过，明治时代的日本经历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学习那些试图殖民你的人的技术和方法，很容易导致自身道德认同的迷失，变得与敌人无异。日本开启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西化），本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却在这个过程中全盘接受了西方殖民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偏见——这不仅给亚洲邻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也让日本自己在1945年尝到了苦果。

　　我常思考，是否可以将人类性格特质归因于文明？如果设想成立——从一位外国汉学家的视角出发——在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提出的两种基本性格分类（内向型和外向型）中，我可以谨慎地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内向型。这有其清晰的历史缘由，尤其在将中国与中东及地中海盆地发展的文明相比较时。中华文明在其形成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境况之一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厘清“文明”的确切含义，以及界定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的时间范围。

　　相比之下，发源于中东与地中海地区的诸文明——诸如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阿卡德、亚述文明；埃及文明；小亚细亚的赫梯文明；伊朗高原的米底与波斯文明；地中海盆地的米诺斯文明及其后的希腊文明（含迈锡尼与古典时期）；继之而起的伊特鲁里亚与罗马文明等——自诞生之初便毗邻而居（甚或疆域交错），始终被迫通过贸易往来、社会文化交融及频繁冲突进行互动。这种文明生态的生动见证，可见于埃及出土的阿马尔那文书——这些追溯至法老阿肯那顿时期（约公元前1353-1336年）的外交信函，淋漓尽致展现了青铜时代中东与地中海主要文明间精妙复杂的互动网络。

　　中华文明的内倾特质固然有其优势，但也存在弊端。从积极面看，较之于西方文明，中国历史上较少发动远距离海外侵略（尽管需避免过度浪漫化——虽外征罕见，但如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运动，大规模内部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其伤亡规模堪比欧洲历史上的国家间战争；再仔细想想，就其规模而言，这些事件与16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17世纪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或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旺代战争，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消极面则在于，此种内倾性有时也滋生自满心态，导致对外部新知的吸纳意愿衰减，并削弱识别和有效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的能力。二者共同酿成了晚清时期的慢性灾难。

　　去年12月，我拜访了上海一家大型传媒机构。它的总部设在一座摩天大楼楼顶，坐在顶层的咖啡馆里，我透过落地窗凝视着令人着迷的城市景观——高楼群如钢铁森林般绵延至天际，下方熙熙攘攘的活力穿透玻璃扑面而来，令人几乎忘却上海之外另有天地。置身于这个人口达14亿（约占人类总数18%，而按亨廷顿定义的西方世界仅占10%）的国度，目睹民众已享有体面生活水准，尖端科技如空气般融入日常生活，丰富的社会结构与蓬勃的文化生活激荡着多元思潮（甚至相互抵牾），人们难免会产生置身独立宇宙的错觉：这里坚不可摧、稳如磐石，其运行规律如同长江终将汇入东海般确凿无疑。

　　或许我在此显得过分谨慎，甚至有些可悲，但这恐怕正是我们南斯拉夫经历在我身上的投射。南斯拉夫曾是傲然独立、根基稳固的国度，凭借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原则性政策赢得举世尊重——人民享有优渥生活，社会经济制度仿佛融合了西方的精华，文化思想界的活跃程度也异常繁荣，以至于今天回想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生活在自成一体的南斯拉夫世界里，恍若这世界将永远持续下去……然而，源自国外的一连串不可预见事件，竟使我们的世界顷刻土崩瓦解。

　　美国诱导的恐惧以奇特而深刻的方式运作。毋庸赘言，在主要国家中，日本的对华舆论可以说是最不友善（去年皮尤调查显示，86%日本受访者对华持负面看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除了争端，除了日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事实上，有史可查——自公元57年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开启中日官方交往（该金印1784年被发现），中国从未侵略或羞辱日本，（1274与1281年忽必烈渡海攻日之事暂且不讨论，因为情况比较复杂）但反过来却不能这样说。